合同订约主体必须存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所谓订约主体是指实际订立合同的人，他们既可以是未来的合同当事人，也可以是合同当事人的代理人。合同订立需要遵循某些基本原则，劳动合同的订立原则也须遵循。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合同法相应的责任。

我国《合同法》第108条对预期拒绝履行做了规定，而第68条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则兼含有以上两种类型的具体表现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则更有针对性的反映了商品房买卖合同预期违约的诸种形态。

从《合同法》第122 条的规定来看，我国是采用了允许竞合和选择请求权的制度。这种选择不仅是总结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结果，而且是对世界上先进立法经验的吸收和借鉴。由受害人选择请求权，选择对其更有利而对加害人不利的方式提起诉讼和请求，既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意愿，同时也可能加重不法行为人的责任，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

我国《合同法》对损失赔偿额进行了合理限制，如第113 条的可预见性规则：“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116 条违约金定金不并用规则：“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条款或者定金条款”。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同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合同纠纷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事纠纷，民事纠纷应通过民事方式来解决，如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论等。民事方式区别于行政方式和刑事方式，行政方式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直接干预合同纠纷，这与民法典平等的理念不符合，在计划经济时代大量存在的行政干预，仍然存在，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违背，刑事方式是国家通过刑事手段来解决合同纠纷，合同一旦需要通过刑事方式解决，就不能称为合同纠纷，而是刑事案件。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情况很多，对于此类情况，应以诈骗案处理，而不是一般的合同纠纷。

在实务中，不论是合法解除合同或是非法解除合同，一般合同双方当事人都确实存在一定矛盾，且大多数也不再有继续合作的诚信基础，因此都必然会涉及到合同解除后的相互返还、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继续履行的问题。也不必担心在合同纠纷诉讼中被另一方恶意解除而受到损失，这并不妨碍当事人通过诉讼程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当然，最好的结果还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解除协议并解决合同解除后的各种问题，以避免不必要的诉讼纠纷。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速裁合议庭采取待分案制度民商事案件录入系统后暂分至承办法官系统，能够调解的案件承办法官按照法定程序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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